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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行申字第554号行政裁定书。

因此我们才看到，在一些国家，宪法典也是民法的渊源，[42]因为在宪法典中，有时也会混入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它们有可能被记录在备忘录或者示范程序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变成了成文法，因为这些记录并非制宪机关意志的体现。

[36] 将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法的法源，不仅我国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比如德国称为行政规则），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9-70页。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只有这样，宪法部门中的每一个规范才有用武之地。再次，这些宪法判例法的法律约束力体现在，如果公共机关违反它，公民可以对其提起诉讼。所谓主要理由就是指包含了宪法解释的论述。

实际的情况往往是，在两者冲突的情形下，优先适用条约或者优先适用本国宪法，但这种不会让对方彻底无效的优先适用并非法律位阶中的废止，[90]这就像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并不意味着特别法高于一般法一样，某些情况下优先适用特别法，并不意味着一般法就从此失效了，到了其他情况，一般法仍然有适用的可能。（5）赋予公共服务以法律基础，比如2010年的《宪法改革和政府法》。美国宪法第10条也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

在我国目前的宪法体制下，如果在制度上承认宪法文本相对于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说具有独立的规范功能，那么，宪法保留原则主要约束的对象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故从立法技术上来看，凡是明确排除可以由法律加以规定的事项都无一例外属于宪法保留事项，而明确由法律规定的事项中没有明确列举由法律加以规定的事项也属于宪法保留事项。以中国知网CNKI收集的文献数据为例，以宪法保留为篇名的论文只有寥寥10篇，而以法律保留为篇名的论文数达到290篇，由此可见一斑。很显然，围绕着上述规定展开的立法权限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法理上看，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来源于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故新中国1954年宪法从本质上讲是由人民制定的，只有人民才享有制定宪法权。

也就是说，立法权虽然是由代议机关来行使，但从人民主权原则出发，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当然代表人民，更不能取代人民通过表达直接意愿而产生的宪法。宪法保留原则对于正确地界定宪法与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法律效力等级关系以及准确地区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制度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建构作用和实践指导意义。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中，还包含了宪法保留原则的精神。以此故，1948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明确规定：立法权应受宪法之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立法权与法律之限制。可以看到，剩余权利原则与剩余权力原则都与宪法保留原则有关，但两种原则产生的是与宪法规范关联的不同要求，一种是接受性的，一种是排除性的。

但宪法专有是一个价值判断，要在宪法实施监督的实践中，特别是作为启动合宪性审查的程序性要件，宪法保留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层面，而必须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即要看能否在宪法实施中便于有效识别。从宪法的本质特征来看，宪法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宪法价值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此，主权国家现行宪法中的主流宪法价值必须要按照具体的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塑造。第124条第4款规定：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上述条款的规定已经具备了法律保留原则的特性，但与奥托·迈耶所主张的法律保留原则存在很大的区别。

这些条款在宪法文本中具有一定的构建宪法上的完整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功能，但却长期无法在实践中得到履行，甚至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形成了事实形态上的宪法保留。另一方面，行政权在某些方面的事务直接来自于宪法上的专有授权，是宪法保留给行政机关的自留地。

因此，识别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宪法保留条款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一是宪法条文明确规定只能由宪法加以规定的或者是明文禁止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最容易识别的宪法保留条款。三、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依据宪法所形成宪法保留法律效果宪法第58条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十）诉讼制度和仲裁基本制度。结 语总的来说，宪法保留原则并非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宪法实践来加以实证化的制度概念。故新立法法第11条所具有的法律保留是基于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的国家立法权所形成的广义上的法律保留，并非传统行政法学意义上以限制行政权行使为目的的狭义上的法律保留。（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既然全国人大依据宪法享有的只是宪法修改权，而不是宪法制定权，按照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原理，宪法制定权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主权原则，故人民保留宪法制定权可以始终保证一切国家机关都不得享有超越于宪法的特权。正如新立法法第11条所显示的那样，该条款本身的立法意图是运用法律保留的立法技术来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的国家立法权不受非法侵犯，但由于缺少宪法保留原则的概念和法理，结果，现行宪法中的宪法保留事项被忽视了，宪法的排他性没有得到新立法法的必要关注，宪法保留原则的制度意义被法律保留原则的制度意义简单取代，通过法律保留原则旨在实现的法治精神没有得到科学地揭示，这不能不说与传统宪法学法理缺少对宪法保留原则的系统性研究密切相关。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虽然缺少像法国1958年宪法中的明确无误的禁止性宪法保留事项，但也存在较为抽象意义上的禁止包括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宪法保留事项。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条规定享有宪法解释职权，所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负责监督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法理上是完全行得通的。

如果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没有通过精准的语言文字表达清晰，导致了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的适用出现争议，故在寻找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时，就无法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就需要对隐藏在宪法文本中的默示性宪法规范的存在形式给予法理上的揭示和解读。五、宪法保留原则的规范化要求从实证层面来看，宪法保留属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中专有事项。

其中第9条和第10条修正案都涉及到保留事项，但这里的保留似乎没有说宪法文本保留了什么，而是肯定了宪法文本中未规定事项具有保留原则的意义和宪法上的效力。但是，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的47处法律规定中，也有一些条款通过法律规定显示出宪法保留条款的特征。

所以说，宪法保留原则概念的出现以及自身所具有的规范功能是具有一定的法理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为此，中国宪法学界必须慎重对待宪法保留原则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当然，从实证层面来看，在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的实践中，到底哪些事项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必须启动合宪性审查才能进行审查，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程序标准来确定。四是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不能与时俱进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现实宪法问题。

因此，在法理上引入宪法保留原则的概念可以丰富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并在宪法实践中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有效地开展，使得宪法实施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六、充分发挥宪法保留原则在发现宪法精神中的重要作用新立法法第5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

在缺少宪法保留原则理念的情形下，新立法法的上述规定可以视为对现行宪法相关条款规定的补充和完善。很显然，上述条款是通过明确禁止制定法律的事项来将禁止事项作为宪法保留事项，充分体现了宪法保留原则的基本精神。

但如果在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引入宪法保留原则的概念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都属于明示意义上的宪法规定，而宪法规范还可以通过解释宪法条文之间的关系、宪法原则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联系等等方式，合理地推导出隐含在宪法文本中的默示性的宪法规范，也就是说，宪法文本中未明确列举的事项，特别是基本权利事项，都可以作为剩余权利而成为宪法中的默示性规范，作为宪法保留事项获得自身存在的法理和制度价值。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性教育课程案件中提出了重要性原则值得参考。

故在尚未引入宪法保留原则的传统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对于现行宪法上述关于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相关组织职权确定由法律规定的规范差异是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的，要么就是忽视这一现象的存在，要么就是立法者对上述差异的存在意义没有宪法上的自觉，在制定法律的实践中可以完全忽视宪法上的相关规定而将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在法律中。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宪法精神 宪法保留原则目前在我国主流宪法学教材和专著中并没有成为一个基础性概念。所以说，新立法法第11条所扮演的法律保留角色是复合型的，综合性地运用法律保留原则的立法技术来明确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新立法法所享有的国家立法权。

第95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根据奥托·迈耶的经典定义，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

毫无疑问，此种意义上的宪法保留原则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引入了宪法保留原则的概念和法理分析方法，才使得从法理上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为什么新立法法并没有将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修改和废止监察法规的立法活动完全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建立的统一的立法秩序范围内，这里明确地体现了《立法法》作为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的法律与现行宪法作为根本法在规定立法权限方面的规范功能的区分。

但这种事实性的宪法保留是可以通过规范层面的立法活动加以改变的。2023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很多条款都隐含了宪法保留原则的价值要求，特别是将宪法精神作为立法的依据更是为宪法保留原则的存在和发挥自身的规范建构和解释功能提供了充足的规范性依据。